“予她同行”的裂痕：一个“全女公益”团队陷入风波背后

几名志愿者在网上发长文控诉，让曾经的明星公益团队“予她同行”遭遇了一场风波。

“予她同行”在各个公募平台上的募款通道保持关闭，迄今已有半年。该团队曾以2020年底高校“卫生巾互助盒”倡议，以及疫情期间为女性医护人员捐献生理卫生用品等活动为大众所熟知。

据该团队微信公众号披露，截至2024年6月30日，其重点项目“月经安心行动”账上结余540.4万元。该项目向偏远地区女学生捐赠生理用品并提供性教育，是较少受到关注的公益门类。记者统计发现，“予她同行”募款水平在同类公募项目中位于中游。

官微显示，“予她同行”向偏远地区捐赠卫生巾等公益行动一直在进行。不过，今年1月，团队发起人梁钰告诉记者，受舆论风波影响，资金流入与流出都受限制，一些欠发达地区女生助学项目被迫停摆。梁钰称，有一个女孩，项目本打算资助让她继续高中学业，也临时取消。

舆论风波指的是2024年8月，一些前志愿者发布长文，公开几年间的部分聊天记录，指控梁钰在志愿者和受助者面前展现出阶层上的优越，借公益打造自身的网络形象等。对此，梁钰均予以否认。

这场志愿者与发起人之间的“罗生门”事件中，双方都夹带着情绪。而拨开这些纠葛，能看到一种失落：一个公益团体在“平权”的期待下形成，最终仍要面对等级与工作中权力不均带来的裂痕。

指控梁钰的长文中，志愿者模糊了梁钰的面目。

“同袍”

“予她同行”前志愿者许姐把两只手抄在宽大运动服的口袋里，她头发剪得短短的，看上去比实际年龄年轻十岁，像一个初中女生。

她说，自己留过长发，但大学刚毕业去生产女包的公司上班，在营销部门工作，设计部的同事总来打量她的穿着，据以把产品设计风格“做到极致”——娇小而柔嫩的。她并不喜欢，感到自己被当作能“复制”的花瓶，但换一家公司也还是这样，直到她改变自己的外表。

苗苗和小熊在工作中的感受是——姿态不够决绝，行为要遭轻视。她们当过女程序员，去不同的互联网公司面试，常被问“性别给你带来什么优势”，或者“以后会不会换去男朋友在的城市”。入职以后，也总有男同事当面议论其他女性的相貌。面对这种不快，好像没有很多选择，小熊有一回把上司骂了一顿，离职了。

小熊与许姐年龄相仿，在网上认识。那时，因2020年9月的拉姆被烧伤致死案，互联网上对女性议题多有讨论，许姐记得，那年自己在网上发言，与一些男性博主就性别议题发生骂战，前者嘲讽她：“只会网上说话，没有做任何事，帮任何人。”

许姐关注过不少博主，包括梁钰。梁钰是一名网红，真人出镜，外表明艳，常在网上晒日常生活，也发表追求性别平等的感想。

当年有一个话题是，女性是否应争夺孩子的“冠姓权”，梁钰曾激进地在网上评论：“自己生娃和别人姓，请问和代孕妈妈有什么区别？”

这几名受访者与梁钰一度是“同袍”关系，一起发声。对于一些被外界认为呛人的言辞，她们说，是刻意抬高了调门的。“女的应该学会‘发疯’。”小熊解释，“发疯”是一种年轻人的说法，指以夸张的方式宣泄真实情绪。

许姐则说，在社交媒体上，一些男性也不讲道理，也很凶：自己正在被他们攻击，还怎么反过去照顾对方的情绪？

2020年，梁钰和一些网友挂靠无锡灵山慈善基金会，在微博上发起名为“姐妹战疫安心行动”的公益活动，面向社会募款，给女性医护人员捐赠生理用品。之后，该项目改名为“月经安心行动”，对欠发达地区学校的女性进行捐赠。

据其微信公众号，2020年10月，该志愿者群体正式以“予她同行”公益团队为名，除了“月经安心行动”，还推出一些倡导提升女性权益的项目，例如提倡高校女生在卫生间里放置“卫生巾互助盒”。

“予她同行”在微博中表示，“卫生巾互助盒”活动开展以来，有近500所学校加入。

这些声音鼓舞过一些人。正读研究生的露西曾追看女性博主的言论，她形容：“（她们说的话）把一些我们生活当中的遭遇显现出来，‘可见化’了，我小时候觉得来月经就是挺羞耻的事，接触到社交媒体，这些博主说，不应该羞耻。”

露西记得，在微博上看到这些条目之前，自己就想过在学校的女卫生间里放卫生巾，方便同学们互相借用，但又听说其他女生这么做，被保洁阿姨阻拦，说要学校审批，就搁置了。隔一阵，露西听说有同学放置成功，还张贴了“予她同行”的宣传海报。

据“予她同行”微博，一些大学女生使用其物料宣传“卫生巾互助盒”理念。

2020年底，小熊加入“对接组”，联系受捐助的学校，第二年九月，许姐加入“宣媒组”，为“予她同行”的各个账号写作。

许姐和小熊都表示，她们希望在网上实现“全女公益”，即团队全由女性组成，帮助对象也限定为女性。“全女公益”的内涵还包括：去中心化，不搞上行下效的科层制。尽量做到大家一起努力、一起决定。

就加入“予她同行”的原因，前志愿者乐乐则说，当时“停留于口头功夫”是那一时期的互联网氛围，对比地看，梁钰能做实事，让她产生敬意。

被鼓舞的，被浇灭的

2020年11月，“予她同行”在一个线下艺术空间筹办了一场艺术展，吸引了刚读大学的乐乐。乐乐从前没接触过“女性主义”，她只是模糊地不喜欢某些呈现女性身体的艺术。而那场展览展现的是不被重视的女性生活：比如，一面墙陈列大大小小的搓衣板。还有一个很暗的房间里，展览了被性侵女性的自我陈述。乐乐十分感动。

展览展现的是不被重视的女性生活，吸引了乐乐。 图源：“予她同行”公众号

在乐乐眼里，梁钰那种偏精致的形象，“好漂亮，闪闪发光的”。与许姐类似，她总是作朴素打扮，并认为目前的样貌属于女性的“自然状态”，但梁钰的形象在当时能给她一些力量感。

以“予她同行公益基金发起人”的身份，梁钰在同个艺术空间里主持了几场论坛，到场的有女性艺术家、创业者。那几年，网红经济方兴未艾，一些女性创业者的产业又与之有关，在网上，她们和梁钰会时不时晒一些精致照片，互相关注、转发。

网红经纪公司“摘星阁”创始人张嘉怡（网名“侃烃”）在论坛上自称是梁钰的朋友。聊起创业，她回忆自己从高三开始兼职当摄影师，大学刚毕业就做网红经纪人，一天睡四五个小时。

梁钰表示，很多人想象中的女性管理者一定是吃苦受罪、不修边幅的形象，她想打破这种偏见，展现“快乐的女老板”。

梁钰说，女性要爱自己、要欣赏自己的容貌，把自己的感受放在第一位；女性要坦荡争取，“坚定捍卫自己利益的人，坚定争取的人，才是老板欣赏的人”。

侃烃表示赞同她的说法，“希望大家大声尖叫”，把力量凝聚起来。

对于梁钰的线下言行，许姐等人不太关注也不反感。她们说，任何一个女性形象都容易被抨击，“连张桂梅也有人批评”。她们不希望女性群体内部纠结于这种细节。

可嫌隙还是从细节里生了出来。

加入“予她同行”后，小熊和苗苗同梁钰一起去过云南的几所学校开展讲座。路途遥远，2023年5月的那次，“予她同行”团队先是“到昆明住一晚，第二天坐绿皮火车去墨江县，再坐好几个小时的车到景东县”。梁钰这样描述这趟行程。

苗苗回忆，学校地处偏僻，“孤零零藏在梯田里”。宿舍不够用，一些女生就住在教室边的房间里，没有专门的晾衣杆，“学校里也有男生，不太可能把内裤坦荡地用晾衣绳挂到操场上”。

她们原本预想做生理卫生教育，重点宣传勤洗换内衣裤，看到这样的硬件条件，她感到犯难。

卫生教育后，团队还要做一些“励志”宣讲。梁钰向学生介绍侃烃的故事，说她是“年入百万的女老板”，而另一位一起去的女艺术家，则是“三十四岁，还没有结婚”。

“予她同行”支教时的生理卫生教育资料。 图源：侃烃微博

这样的话令小熊不适。小熊说，梁钰“线下相处还算正常，只是线上’发疯’”。有生人在，梁钰说话会夸张一点，是一种“人来疯”。这种个性在网上和一些社会活动中占优势，在山区直面未成年女孩时却不一定。

回过头分析，小熊一方面肯定，当地女性大多结婚很早，可以给孩子们了解别的选择；另一方面，“女老板”的说法仍然让她觉得过分。

苗苗感到的是一阵无力，她解释其中的割裂体验：当地孩子靠高考去大城市发展，需要家庭、朋友的长期支持；“予她同行”跑一趟，待几个小时就离开了，没有什么实际帮助。

“表里如一”

1月14日，记者向梁钰求证，是否鼓励山区女孩“当老板”。梁钰说，记不清自己的具体措辞是什么，不过：“有什么不好？”

她说，这些话的原意是让山区女孩看到人生的可能性。“我甚至跟她们分享，我有朋友没有读过大学，她去新西兰摘葡萄。我也会说，每一个省、每一个城市都有人社局的培训，实在不行，哪怕去省会城市，可以做月嫂，做育婴师，也是一个很正经的出路。我们会带很多不同职业的女性去，不一定都是社会资源好的女性。”

据梁钰回忆，给孩子们讲了侃烃的故事，底下是欢呼声，她认为这是对讲座效果最直观的反映。

几名志愿者的感受与此相悖。她们后来在指控梁钰的长文中还提到，梁钰对受捐助的女生抱有居高临下的态度。她们引述的聊天记录，记录了2024年夏天，梁钰组织三名来自云南山区的高中女生来上海游玩的过程。在志愿者看来，梁钰的言辞不尊重对方，例如，当三个女孩在微信群里表示父母不同意，梁钰的口吻显得不容反驳：“妳自己不会说啊！”“我们都捐了妳们这么久了，有啥不放心的！”“让你爸妈不要做你的绊脚石。”

梁钰对记者回应，自己是一个强硬的人，她又形容自己是“活人”——互联网语境中大致形容人真诚且表里如一。梁钰回忆，三个女生本身想来上海，但因为“亲戚嫉妒”等原因，家长不乐意。为了克服这个障碍，她给当地教育部门打了很多电话反映问题。

针对志愿者在文中讲述的“为了节省让山区女孩坐廉价的红眼航班”，梁钰解释，做通家长工作之后，她找当地熟人开车，送女生们到大理机场，夜里走山路怕不安全，只能白天赶路，晚间上飞机。等飞机落地上海，自己开车来回一百多公里，把她们接到市区。

在她看来，要是别人操办，孩子说“家长不同意”，就直接放弃了，团队里的其他人都没有能力去反复争取。这么说着，梁钰随手一指坐在一边的“予她同行”副理事长李佳：“她也不行，她是一个成熟的人。”意思是，李佳过于有礼貌，遇到这种事口拙。

李佳事后给记者发微信，希望在报道中匿名：“大家都是素人，感谢理解。”“梁钰作为站在台前的人，承受的压力和职责，以及个人人身安全的风险，也都不是大多数人能承受的。”

“有魄力”也是志愿者对梁钰的评价。小熊说，看梁钰能把项目从零到一地做起来，觉得她很厉害；但是，也看这份魄力用在什么地方。上述长文中主张，不应让受捐助人看见捐助人“光鲜亮丽和满是消费主义的生活”，差距太大。而在采访中，梁钰主动提及，她和朋友带着女生们在上海洗牙、吃大餐，都是“我和理事自己掏的钱”。她们还一起去参观了互联网大厂。

梁钰发了将近十条微博描述这一行程。其中一条在她的主页置顶：“我当时打电话的时候就和妹妹们说：我带你们出来，不是对你们有要求以后要回馈我或者变成特牛的人。是因为之前有一个女孩子和我说的一句话让我特别心碎。她和我说‘她觉得这个世界上美好的事情都不会降临到她的头上’。我就是想要带你们看看这大千世界有好多人有不同的活法，未来你们也可以通过你们的劳动，过上你们心里的dream life。”

流量与公益

许姐从来没在线下与梁钰碰过头。小熊和苗苗只有在下乡办活动时，与梁钰有过当面接触。乐乐则承认，梁钰曾是 “偶像”，她读大三时加入了“予她同行”的“宣媒组”，此后开始剪“源源不断的片子”：“艺术展宣传片，梁钰参加活动的vlog……”

志愿者按照工时拿补贴，每小时7.5元，但每天最多能申报四小时。乐乐回忆，有一些工作很繁琐，例如梁钰要求修图，还要求把视频里的自己也修一下，视频的清晰度是1080P，一秒六十帧，她“一帧一帧修”，不可能一天只花四小时完成。

乐乐承认自己不是熟练工，但总完不成，还因为能力问题受到批评：“我心情非常差，每天上课精神恍惚。”现在回想，等于打了许多白工。

除了与梁钰在救助方法上理念不合，几位前志愿者还诟病其公益模式有假公济私之嫌，她们在长文中形容，一方面，“教学组”“对接组”“募捐组”的志愿者参与公益的核心业务，去欠发达地区捐物资、办讲座；另一方面，“宣媒组”的志愿者要配合打造梁钰的个人形象。她们逐渐感到，一起撑起的事业，被用来给梁钰个人出了风头。

“单是凭梁钰，招募不到这些人。她凭的是‘女性公益’概念，大家对性别话题有那么大热情。”乐乐说。

乐乐修整过梁钰的形象，许姐代写过她的文案，有些在梁钰的个人微博发布，说起为“予她同行”工作的往事，她俩带着情绪说，梁钰脑袋空空，不合适当“女性偶像”。

五年时间，梁钰的微博粉丝数量从2020年初的30万出头，涨到现在的101万。

采访中，聊到志愿者的这一质疑时，梁钰说，她也认为微博不单是“予她同行”的宣传平台，也是她个人的展示平台。但她认为，这个账号能火，靠的不是志愿者零碎帮忙，主要靠她自己。

“这是你的副业吗？”当被问及这个问题时，梁钰回答，算不上。

“对营销有点了解，都会知道任何一个号发太多公益内容，会消解这个号的商业价值。”梁钰坚称，“我是用流量做公益，不是公益给我流量。”

梁钰表示，“予她同行”更核心的工作是“理事和监事在做”，其他志愿者都是“多少做一点”的状态，没有硬性要求。

据李佳描述，“核心的工作”主要在外联方面。她回忆，五年前刚起步时，“予她同行”就希望注册民办非企业单位。“民非”管理遵循严格的双重管理体制，既要接受民政部门管理，又要根据业务范围接受业务主管机关监督。

梁钰表示，帮扶女性的公益机构注册更少先例，“我们付出了很多努力”。2024年5月，上海市杨浦予她同行公益服务中心成立。

团队发展的过程中，梁钰起到协调网络资源的作用。她回忆，2020年，“予她同行”成立不久，对接不同的合作方，总被要求把活动名称里的“月经”拿掉，换成隐晦一些的词汇，梁钰坚持，“我们找很多艺人博主读口播，就要创造公众人物把‘月经’两字说出口的历史。”

“公益圈的人可能不太理解博主和艺人的思维方式，（对该人群）需要‘中译中’（即用对方能接受的方式说话）。”梁钰说，“加上我本身是博主，和很多博主私下认识，大家是朋友，可以帮忙。我要是去做别的，他们也会帮助我的。”

在梁钰和李佳看来，做公益还需要面临的实际问题是：流量有其价格。为了维护互联网募款渠道，不少公益机构需要花钱购买流量。相比之下，“我们几乎没有广告预算”，李佳补充。

不过，采访过程中，梁钰表示很不愿意被看作或被描写为“流量来源”。她多次补充：她的公益成绩不是靠新媒体，靠的是其他方面的工作能力，如沟通能力、执行力。

她甚至将其视为一种批评。梁钰给记者转过一份自己与学者的邮件问答。被人反复追问“流量何来”之后，梁钰语带气恼地写道：“是否因为我们是一个由女性领导、专注于女性议题的公益组织，所以更容易被归因于新媒体，而不是战略、管理和系统性的努力？如果同样的事情是由男性主导的公益组织完成的，是否还会被如此关注‘流量’这一因素？”

谈及在网上抨击她的几名前志愿者，梁钰形容，她们散漫而过于有个性。“平均一个月工时在9-11个小时。”她指志愿者申报的工时，记者没有与她核对每个志愿者名下的工时。

梁钰展示了一份文档——“予她同行”团队找律师写了一些给未成年女性的普法文章，志愿者需要根据机构立场进行修改。一名前志愿者在批注里“锐评”：“这也太‘爱男’了。”对此许姐回应说，有很多批注，这只是其中一条，而且原文章有一些不合适的措辞。

在公益界做了几十年的上海海知趣机构负责人刘永龙则分析，有的公益机构主业就是传播，个中翘楚有国际环境保护机构“野生救援”（WildAid），官网最显眼的部分是“数百公益大使”和“顶级广告公司支持”；2014年左右，公益界就在讨论打造个人IP，这些无可厚非，只是，机构内部最好达成共识。

难以维持的“精神家园”

采访中，梁钰表达了一种真诚的困惑，她不能理解为何几名志愿者要写如此长的文章抨击自己。她也不去想，“没有用”——就像她让女性朋友不去分析前男友的行为一样。

在刘永龙看来，对于自主加入的志愿者，公益并不是工具，而是目的，因此难以容忍一般看来略不纯粹的行为，比如让被捐助者坐红眼航班、让志愿者修图。志愿者们期待人在其中不被消耗，包括不被商业化、工具化地使用，自主意愿得到尊重。

刘永龙自己做过一个项目，试图既做“志愿者的精神家园”，又做“弱势者的希望家园”。他坦言，很难同步做到。他表示，甚至，注册了民办非企业单位，“予她同行”就更不同于自治社群，而有统一的目标。为了达成它，有人出网络资源，有人出力，很难说完全的平等。

因此，梁钰和志愿者们，既是“同袍”，又是模糊的上下级关系，有时还是代入个人感情的粉丝与偶像关系。“爱之欲其生，恶之欲其死。”刘永龙分析，双方的预期难以确定。

一些分歧本该在公益活动之初就展现出来。但几位前志愿者回忆，当她们感到梁钰派的任务不合理，无法实现平等的“全女公益”，很快滑向自我安慰：“只要卫生巾能送到山区的妹妹手里就行了。”在志愿工作的忙碌中，她们逐渐工具化地看待“予她同行”和自己。

长文中，志愿者挖掘出许多堵在心里的不满。（左：梁钰）

起初，按照“予她同行”微博给的联系方式投出简历、联系、签过“志愿者承诺书”后，许姐被拉进了“予她同行”一个几十人的大群。在她的感受中，到了一个新环境，她想“先观察一下”，因此没出声。小熊和苗苗加群之初，还把它理解成一个平等沟通的女性网友群，但看到没什么人闲聊，就默认不能畅所欲言。

她们看见，梁钰对活动出主意，其他群友应和得多，隐约判断，梁钰在组织里地位很高——但梁钰的权责没有用文字确定下来。有一桩事一直堵在苗苗心里。有一年“人人公益节”，要做一组捐助活动，苗苗在大群里提议，做成合作品牌对被捐助女孩的点对点募捐，显得双方有连接感。梁钰一下提了一堆问题：有没有考虑过工作量？怎么做？能不能做？”

苗苗很喜欢自己的创意，“想要努力挣扎一下”，又坚持几句，可梁钰已经开始与其他群友对话。苗苗感到发言被“水”过了，再插嘴显得没趣。她暗忖，成了公募活动，也有很大工作量，需要募捐组的志愿者写十几页报告给管理部门。可是，募捐组没说什么。

有的志愿者选择消极抵抗。小熊坦言，一段时间后，预感到反对梁钰会招致说教，面对她认为不合理的要求，比如问对接学校要感谢信，她并不真的去问，而是过一会儿回复梁钰：“人家不愿意。”她逐渐有一种麻木的“打工心态”，还有一种想法是，真被拆穿也没什么：“我又不拿她钱，白干了这么久。”

直到梁钰对被捐助人的态度引发了更大不满，她们才退了群，矛盾爆发。

公益组织的“面子”和“里子”

今年1月，梁钰对记者表示：“没一个人（指参与发文的前志愿者）找我直接沟通过。我觉得大家可以私下沟通。在冲突中解决问题也行。”

采访结束后，她又发来微信：“我们对于后续的志愿者管理和团队也会持续去学习，这也是很多公益组织在学习的地方。未来就是需要更多的人、企业等有识之士加入我们。”

几位受访的前志愿者则表示，经过这件事，她们对整个公益事业感到了灰心。苗苗难过地说，觉得自己无法切实地帮到受助女孩，对她们只能投以轻轻一瞥：“像去打一个毫无影响力的补丁。”

现在，她们几个都要投身到自己的工作中，“无暇顾及他人”。

一位同类型公益事业从业者杜雯（化名）坦率表示，她理解捐赠人及志愿者有“只捐女孩”的想法，可能是一种遭遇了结构性压力之后的心理反应，但根据她实践的经验，“全女公益”很难实现。

杜雯表示，年纪小的女孩一般是在厕所里发现自己初潮，而一些收取流动儿童的学校自身条件实在有限，如果公益机构提出改造硬件，学校方面会更配合。因此，她的实际工作之一是改装厕所，并在其中场景化地开展生理知识教育。“这实在不可能只改女厕，不改男厕，会很奇怪。”而且男孩也需要性别平等教育。

她说，这项工作的挑战之一，其实一部分是在地老师也有“月经羞耻”，不想参与，需要公益从业者花心思与他们商量。

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爱小丫”基金秘书长张茹玮说，她们也会根据收捐地区的实际情况，调研并调整公益活动的内容。

她回忆，2013年，“爱小丫”团队在大凉山做公益，发现了很多学龄女童不穿内衣裤，不用或使用劣质卫生用品（例如，“五块钱三十片的”，她回忆道），严重影响她们的健康和安全。“爱小丫”开始设计发放“小丫包”，以内衣裤、卫生巾等物资为载体，搭配“小丫课堂”，宗旨是“教会女孩如何从容、健康地度过青春期”。

为实现这一目标，“爱小丫”每三年开展一次全国性的项目实施地区的调研，发布有关项目实施成效和新需求的“粉皮书”，围绕近期的“真需求”升级现有公益产品：“小丫课堂”已从聚焦欠发达地区女生生理卫生健康和自我保护意识提升开始，陆续新增了社会适应性建设的项目内容，如社交安全与健康审美、情绪管理与心理调适、职业启蒙与多元机会等。

张茹玮坦言，公益行业收入低，如果过于强调“用爱发电”，有可能出现管理制度不严谨、运作机制不规范、政企关系理不清，进而导致组织在公信力上出现“问题”。

目前，“爱小丫”核心团队90%的成员是社会工作专业毕业生。而在志愿者的选择上，也根据业务的切实需求，走正式招募和管理程序。

张茹玮认为，遇到内部意见不一的时候，如果教务、传播、财务等板块，各有负责人为各自的第一目标争取，项目不容易变形。

不过她表示，“爱小丫”已深耕这一领域十一年，在专业性上有底气，可以接受项目流程较长，投入较大精力思考，而在募款困难、网络流量等压力之下，一些后发团队做不到每一件事都如此周全，在一定范围内是可以理解的。

上海复恩社会组织法律研究与服务中心理事长陆璇多年从事公益法律服务，他表示：社会组织的理念，与企业、政府部门都不一样，但现在少有关于社会组织独特性的讨论，以至于在许多外人眼里，“我们（指社会组织）的地位和私企差不多”；但是，社会组织如果不讲究理念，失去了自下而上、群策群力的优势，又如何与私企竞争，如何发挥社会作用？

（应受访者要求，许姐、苗苗、小熊、乐乐、露西、李佳、罗雯为化名）